季漢彰武第二十二章 才性四本論(下)

    自東遷回雒陽後,劉燮因受陳沖影響,十分注重文治之道,為此在重修東都時,特地囑咐諸葛亮,將太學營修至原來的三倍,其間足足可容納上萬人同時講學。讀字閣 www.duzige.com而自劉燮登基後,更是年年到太學之中參與論經講學,從中廣拔人才,無論是豐年災年,都未曾輕怠太學半分。等到了延熙三年,雒陽每年都有上萬士子來太學遊學,著述辯經者更是不計其數。年老的人都說,東都眼下的光景,即使和光和年間比起來,也沒有什麼遜色了。

不過對於陳衝來說,他年輕時就只是因為好勝而去辯經,真正熱衷的還是史學。從著書論說,到長安刻《國史》,都是出於這股愛好。只是隨著年紀漸老,他已不忍看史,轉而愛看碑文詩賦了。到現在,陳沖找傅干討要最新的經學著說時,不知為何竟生出一種恍如隔世感。他已經記不起上一次和人討論經學,是在什麼時候了。

自從陳沖請鄭玄擔任博士祭酒後,鄭學門人就一直掌握太學至今,原本綿延數百年的古文、今文之爭,到眼下都已為鄭學所取代。傅干特地為陳沖挑選了四十本比較出名的博士著述,陳沖粗粗一看,其中竟有一半都是鄭學的延伸。鄭學講究嚴法治國,這一點與陳沖貼近,但其中又有極多的天人感應、五德循環等圖讖學說,並不受陳沖所喜。陳沖比較之下,將更重法術的許慈、孟光兩人挑出來,作為入宮的候選。

陳沖再細看剩下的書卷。非鄭學的論著里,大多都過於注重文彩,華而不實,要麼就是在論述上玄之又玄,不知所以,令陳沖頗覺厭煩。好在他翻到一本《聖證論》,內容頓令他感到耳目一新。這本書站在馬融的古文經學立場上,維護古文經學派的家法,依據《孔子家語》和《孔叢子》兩本作品,全面批駁了鄭學,以為其扭曲了聖人之言,抹黑了夫子形象。言辭非常尖銳,一度讓陳沖想起當年鄭玄對何休的攻訐。但考察其內容,又不免令人啞然失笑了,文中徵引的《孔叢子》一書,號稱是孔子家傳,陳沖從未見過,也從未聽孔融、馬日磾兩人說起過,大概是作者自己的偽作。然而作者卻敢明目張胆地寫出來,不得不說是膽大妄為了。

叫來傅干後,陳沖問他《聖證論》是何人所寫。答曰:作者是東海王肅,原銅川太守王朗之子。他十六歲隨名儒宋忠學經,二十歲出師而入太學,但今年二十七歲,已經名滿京師。七年來,王肅辯經從無敗績,哪怕是國淵等鄭門高徒,遇上他都要弱上三分,號稱是東海神君,清議領袖。

陳沖其實聽過王肅的名字,只是不料他如此年輕。陳沖不禁想起自己的青年歲月,不怪他文字如此肆意。而後陳沖又重看書中主張,發現王肅雖然不喜嚴法,但其輕徭薄賦、無為而治的觀點,正好與鄭學形成互補。陳沖至此有了新想法,可將王肅與許慈等人一起教導天子,也好讓劉易體會到兼聽則明的感覺。

把《聖證論》翻完後,已是天色昏黃,陳沖覺得有些累了,但桌案上還有三篇文章未看,他打起精神,點起燈盞,準備看完後再去用膳。前兩篇文章平平無奇,無非是受了女婿何晏影響,喜歡空談一些玄學,陳沖很快就將其放下。而翻開最後一篇文章,其標題可謂耳目一新,名作《才性四本論》,看來是從本性入手的文章,陳沖仔細閱讀,很快就雙眉緊蹙。

此文並非是尋常的釋經之作,而是針對清議察舉用人之說而敘寫的。開篇序文寫道:「夫官才用人,國之柄也;故銓衡專於台閣,上之分也;孝行存乎閭巷,優劣任之鄉人,下之敘也。夫欲清教審選,在明其分敘,不使相涉而已。何者?上過其分,則恐所由之不本,而干勢馳鶩之路開;下逾其敘,則恐天爵之外通,而機權之門多矣。夫天爵下通,是庶人議柄也;機權多門,是紛亂之原也。


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,有年載矣,緬緬紛紛,未聞整齊,豈非分敘參錯,

各失其要之所由哉!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,倫輩當行均,斯可官矣。何者?夫孝行著於家門,豈不忠恪於在官乎?仁怨稱於九族,豈不達於為政乎?義斷行於鄉黨,豈不堪於事任乎?三者之類,取於中正,雖不處其官名,斯任官可知矣。

行有大小,比有高下,則所任之流,亦渙然明別矣。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,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,上下交侵,以生紛錯哉?且台閣臨下,考功校否,眾職之屬,各有官長,旦夕相考,莫究於此;閭閻之議,以意裁處,而使匠宰失位,眾人驅駭,欲風俗清靜,其可得乎?天台縣遠,眾所絕意。所得至者,更在側近,孰不修飾以要所求?所求有路,則修已家門者,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。自達鄉黨者,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。苟開之有路,而患其飾真離本,雖復嚴責中正,督以刑罰,猶無益也。豈若使備帥其分,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台閣,台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,參以鄉閭德行之次,擬其倫比,勿使偏頗。中正則唯考其行跡,別其高下,審定輩類,勿使升降。台閣總之,如其所簡或有參錯,則其責負自在有司。

官長所第,中正輩擬,比隨次率而用之,如其不稱,責負在外。然則內外相參,得失有所,互相形檢,孰能相飾?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,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。」

這篇序文開篇明義,以為國家社稷的根本在於用人,而用人制度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,而後文章直接攻訐起當今的察舉中正制度。他認為如今陳沖改革,加設左右中正已經多年,但是仍然「緬緬紛紛,未聞整齊」,進而導致朝中出現「分敘參錯,各失其要」的亂象,可見陳沖的改革並不成功。

於是文章進一步分析,到底是為何而失敗呢?主要是在於上級過於干涉中正制度,導致選拔的風向並不是來自於鄉縣的清議,而是更受上級官僚的影響。作者批評這種現象,說這是「上下交侵,以生紛錯」,致使風俗不靜。眾人為了爭奪名利,就不願意務實於忠孝之道,而專注於修飾逢迎,國家選拔上來的,也就全是一些媚上欺下的小人。

故而文章主張,希望朝廷將選拔權力進一步下放,將察舉重心轉在聽取鄉縣清議的風向,繼而將地方長官排除在外,這樣才能「靜風俗而審官才」。

在序文之後,作者又洋洋灑灑寫了三千餘字,由於內容過長,筆者只能進行簡述。作者將品性與官才相結合,總結出考察用人的四種風俗,分別是「才性同」、「才性合」、「才性離」、「才性異」。「才性同」即以品性與官才一致,為上上境界;「才性同」即品性與官才綜合考察,為中上境界;「才性離」即只考察官才,不考察品性,為中下境界;「才性異」即哪怕明知用人品性低劣,依舊因才取人,為下下境界。

而作者又論述說,這四種風俗現象,主要是受國家察舉政策的影響。如果國家對德性禮性愈發推崇,士子們才會越發注重自己的修養,進而達到「才性合」,乃至「才性同」的境界,如果國家不注重道德忠孝,反而只根據士子的才能來選拔人才,那士人們就會曲義折節,專使媚上,反而從「才性離」直接滑坡為「才性異」。而如果選拔的官員毫無節操,連父母也不知孝敬,連子女也不知關愛,又怎麼能指望他對國家做有益之事呢?這樣的人越有才能,只會給社稷帶來更大的災難。

而後作者又引經據典,回顧了桓靈二帝時期經學衰落、名教之治破產的現象,指出當時賢才遍野而國家不能用,直到今日都還留有遺患。最後總結說,殷鑑不遠,如果朝廷不能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,不能及時調整學風、政風、士風,極有可能致使國家再出董卓、曹操這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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