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國二三事東京審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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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近期出版的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》，是完整文獻首次在中國面世。整套書80卷、5萬頁、一千萬字，再現了那場耗時兩年多的世紀審判。

    65年前的11月12日，結束，長達1231頁的判決書用了9天才宣讀完——這只是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宣判，他們當中的七個被判處絞刑。

    在中，最轟動的一幕出現在1946年8月16日，因為一個特殊證人的出場，這一天被稱作「劃時代的日子」。這個人，就是中國末代皇帝、日本扶持的傀儡偽滿洲國「皇帝」溥儀。

    皇帝、廢帝、寓公、傀儡、俘虜、囚犯、普通公民……溥儀的一生扮演過太多的角色，站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時，他又有了一個新的身份——證人。

    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直接見證人，溥儀連續出庭八天，創造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兩年庭審單人作證的紀錄。

    他為法庭提供了日本發動「九一八事變」、扶植偽滿洲國最有力的證人證言，情緒激動時甚至拍案控訴，卻也同時惴惴於自己當年不光彩的角色，隱瞞了部分事實，開脫著自己的罪責。

    八天的證人經歷，濃縮了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複雜糾葛。

    關鍵證人

    1946年5月，初夏，東京市澀谷區杜鵑正盛。紅白掩映之中，滿眼都是破敗景象。戰後的東京，七成以上的建築被炸毀燒光，遍地焦土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在的大樓，是斷壁殘垣中完整保留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建築之一。

    選擇這棟建築作為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地有著象徵意義。這棟大樓在戰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搖籃；在戰時是軍部和參謀本部合組的大本營所在地。

    日本侵略戰爭發號施令的中心，這時成了戰犯們接受審判的法庭。

    從1946年5月3日開始。

    採用的是英美法系對抗式訴訟的審判方式，法官必須保持中立，控辯雙方的交鋒是庭審的重頭戲。而且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還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現代法制的兩個基本原則：無罪推定和證據規則。因而從理論上說，在最終宣判之前，被告席上的甲級戰犯們是不能被認為有罪的，而如果他們在控辯雙方的交鋒中占據了優勢，甚至有被判無罪的可能。

    這一點讓參與審判的中國法官、檢察官都很不適應。

    中國檢察官倪征燠回憶參加時曾經寫道：「在審判的第一階段，都是涉及中國受侵略的問題，但中國方面沒有估計到戰犯審判會如此複雜，而滿以為是戰勝者懲罰戰敗者，審判不過是個形式而已，哪裡還需要什麼犯罪證據，更沒想到證據法的運用如此嚴格。」

    在庭審的最初階段，走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人席的中國證人也無所適從。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到庭作證時，說日本「到處殺人放火，無所不為」，被斥為空無實據，幾乎被轟下證人台。事後，秦德純氣憤地說：「這哪裡是我們審判戰犯，還不如說是戰犯審判我們。」

    而那些受審的甲級戰犯們，卻在充分利用著法庭給自己提供的「權利」。「九一八」事變主謀之一的土肥原賢二，自上庭之後就一言不發，連法官的提問也不予回答，十足是英美電影經典台詞「你有權保持沉默」的現實版。

    同樣是「九一八事變」主謀、被稱為「關東軍之膽」的板垣征四郎，公然宣稱自己無罪，甚至叫囂「要與檢察方大戰三百回合」。

    直到8月16日，一個中國證人被帶入法庭，板垣一下變了臉色。

    大約在午前11時25分左右，法庭執行官引導著一位瘦高的中國中年男子步入法庭，緩緩地走向證人台，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裝，白襯衫，黑領帶，戴著一副圓眼鏡，一縷頭髮垂在前額上。與別的證人不同的是，其他人都只有一名憲兵護送，他身後卻站著兩名法庭憲兵和一位蘇聯軍官。

    「我生在北京，名字叫溥儀，本來是滿洲姓，愛新覺羅?溥儀。」在證人席上坐定，這位中國男子用標準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紹。

    中國的末代皇帝、偽滿洲國「皇帝」溥儀，就這樣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。日本最負盛名的報紙《朝日新聞》這樣形容這一天之於的意義——「一個劃時代的日子」。

    溥儀將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實早已傳揚出去。這一天法庭的「上座率」遠遠高於往常。曾經定價幾百日元的旁聽券被炒出了數倍的高價，前排的貴賓席平時稀疏冷落，現在卻滿滿當當。

    曾經隨侍溥儀15年的「侍衛長」工藤忠百般活動，都沒能在旁聽席上搶到一把椅子，最後他終於搞到一個「某報社的臨時記者的身份證」，卻發現自己只能被眾多的媒體記者擠在後面……

    與那些抱著好奇心態爭睹中國末代皇帝真容的旁聽者不同，被告席上的諸多甲級戰犯，特別是與溥儀有著直接關係的板垣征四郎、土肥原賢二、梅津美治郎等人，對溥儀的出現大感驚懼。曾經被他們操縱在股掌之中的牽線木偶，現在是他們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證人。他說的每一句話，都有可能將他們送上斷頭台。

    在溥儀的敘述中，這幾個人的名字不斷出現著。美籍檢察長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，向溥儀問道：「你所說的那個板垣上校，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個板垣嗎？」

    溥儀迅速瞥了一眼應聲說：「是。」

    有媒體這樣記述板垣的反應：「在法庭聆聽之板垣，聞提渠之名，驟現不安之狀。不斷以其顫抖之手指，觸弄渠之耳機下之電線，當溥儀謂渠運用威脅時，渠之面部因憎懼而變其形象，嘴之兩角，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，渠一度瞥視在場之聽眾後，立即偽作未見，若無其事然。」

    證人席上的溥儀，其實內心也不平靜。直到乘飛機從蘇聯到日本的途中，他還在惴惴不安地揣測，自己不是去作證，而是被送回中國受審。

    驚弓之鳥

    偽滿洲國覆滅後，溥儀帶著親屬「大臣」從「新京」（長春）的皇宮中倉皇出逃。1945年8月19日，一行人降落瀋陽準備換機時，荷槍實彈的蘇聯士兵忽然出現，溥儀被俘。

    做了蘇軍俘虜的溥儀，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驚恐不安，因為「自認對蘇聯沒有過什麼怨仇」，他覺得「沒被中國人捉而落在蘇聯人手裡，實在是萬幸」。在東北做了十多年的偽滿洲國「皇帝」，溥儀自知罪責難逃，回國受審的可能，一直刺激著溥儀的神經。

    蘇聯方面對溥儀還算優待。在關押地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療養所，偽滿的「皇親」和「大臣」享受了和蘇聯軍官相同的待遇。溥儀擁有自己的單間，吃穿用度上有什麼要求，蘇方都是儘量滿足。只要身邊跟個人，溥儀還可以在附近地區散步。

    見蘇聯人似乎沒有把自己押回中國接受審判的意思，溥儀對這裡的生活表現得十分滿意。一個月後，他給蘇聯最高統帥史達林寫了一封信，要求「永遠居留在蘇聯」。私底下，他打著自己的小算盤，偷偷和弟弟溥傑商量，一有機會，帶上從皇宮偷運出的珍寶，逃到英美等國去做寓公。

    史達林的回信遲遲不來，溥儀最怕見到的中國人卻出現了。

    溥傑回憶，俘虜們被改送到紅河子地區關押後，有一天，幾個擔當炊事和勤雜工作的中國人從外面幹活回來，告訴他們，「國民政